雨桐和雨萌站在我家的门口，两个撕裂的旧书包，露出一角作业本的边缘。张建忠把离婚证拍到鞋柜上，简单地说了一句“哥，嫂子，孩子们先放你们这儿”，随后就转身进入电梯。我追到门口，电梯门刚关闭，里面的人连头都没回。我低头看了下那张离婚证，翻了几页。张建平弯下腰，给雨萌剥桔子，并告诉她这里将会是她的新家。我忍不住压抑着怒火拉了拉他的袖子，小叔子离婚了，又不是死掉，凭什么要我们接手抚养他们？他把桔子放在桌上，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你不想养，那就让你爸妈来。”

我叫赵妤，三十九岁，平日在城东的一家食品厂做质检。张建平在工程队当班长，收入中等，生活虽然紧凑，但也算稳定。那天是个星期四，我下班回家，刚把钥匙插入锁孔，就听到屋里有谈话声。鞋柜上多了一双沾满黄泥的男士皮鞋。客厅里，张建忠坐在沙发上，两个女孩就站在他的腿边，年长的低头发呆，年幼的则抱着一个大书包，四处张望，犹如进入陌生环境的小猫。茶几上反射着那本鲜红的离婚证。张建平给我使了个眼色，我脚步一动不动，既看着那本离婚证，又看着两个孩子。小的那个突然问：“妈妈呢？”张建忠站起身，把她推向我：“嫂子，孩子先放你们这儿，我出去挣点钱，过几天会再来接她们。”我想再问，但他已经走到了门口。雨桐追了两步又停下，站在门槛里，目送那扇门关闭。雨萌开始哭泣，她蹲下来，把妹妹的头紧紧搂入怀中。

当晚，我把两个孩子安排在客房。雨桐沉默不语，铺好自己的床，又给雨萌铺好，将她妹妹的校服叠得整整齐齐，放在枕头边。我在关门的时候，听见雨萌轻声问：“姐，爸爸不要我们了吗？”雨桐没有回答。我在门外站了很久，心里烦闷。夜里十点多，张建平带着一袋水果回家。我坐在床上不动，他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，告知是给孩子的。我没有回应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是张建忠留下的借条，上面写着他欠一个名叫郑刚的人四万块，背面简陋补了一句，上个月用张建忠的工资卡抵债。我盯着那些字看了许久，问他：“他到底欠了多少？”张建平回答：“就这笔，周转一下就能还。”我心里隐隐明白他在敷衍，因为他从来不会正眼看人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起来给孩子们做早餐。雨桐穿着校服，头发梳理得整齐，静静坐在桌边等我端粥。雨萌坐在她旁边，手中握着勺子，却半天没有动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小声说：“这是我的碗吗？”雨桐放下筷子，把自己的碗推给了妹妹，然后默默拿起她的碗喝了几口。看着雨桐的小动作，我感到这位十二岁的女孩，远比我见过的一些成年人显得更加成熟和冷静。傍晚，程思琦给我打电话，我接起后，那边沉默了几秒，问：“嫂子，孩子在你那儿？”我回答在，心中夹杂着疑问，却说不出口。她补充道：“雨桐的药在书包的夹层里，蓝色瓶子，晚上睡前要吃。”我没有再追问。当晚我翻找雨桐的书包寻找药物，夹层里除了那只蓝色瓶，掉出一张照片。照片上，程思琦搂着两个孩子，站在一座桥前，笑得十分灿烂，背面写着：“一家人在一起。”我看了很久，最终将照片放回原处。

张建平直到十一点才回家，浑身酒气。我没有开灯，在黑暗中问他：“张建忠到底欠了多少？”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拒绝回答。那晚，我听见他在阳台上打电话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，似乎在请求“再宽限几天。”我翻了个身，假装没听见。

第三天，我请了一天假，带着雨桐去学校办理转学手续。她之前的学校在城西，离我家太远，张建平说还是转过来的好。钱是他缴的，四百六十块的借读费，他掏钱时脸色不变。我在走廊旁望着他的背影，竟觉得这个人变得陌生。雨桐上课的第一天就和同学发生了冲突。老师打来电话时，我正在车间里忙。赶到学校时，雨桐被逼在办公室的墙角，衣袖破了，嘴角也受了伤。询问事件经过，她半天才说出：“他说我爸妈离婚。”男生的妈妈随后赶到，扯着嗓子在办公室大骂，指责说没有父母教导的孩子就是野孩子。雨桐一言不发，只是紧握拳头，指节泛白。我走到她妈妈前，语气坚定：“她爸妈虽离婚，但她绝不是野孩子。如果你不会教自己孩子的言行，学校有老师负责教育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雨桐一直走在前面，没有回头。我要给她买水，她却拒绝。到了小区门口，她突然停住，转过身来，眼眶红红地看着我：“姨，我想去我妈那儿。”我没有说话，只将她拉入怀中。她身体僵硬着，但并没有挣脱。雨萌的表现则比我预想的乖巧许多。白天她跟在我身边，坐在工厂宿舍的椅子上画画，等我下班回家时，她就举起画给我看，画的是四个人，父母和两个姐妹。当我问她画中四个人是谁，她回应说，爸爸、妈妈、姐姐和我。在她的画中，父母依然是和睦的。那晚，张建平与张建忠进行视频通话，张建忠那边镜头晃动不定，似乎身处工地。他喊道：“哥，辛苦你了，孩子们我会尽快挣到钱寄回去。”